批判政治冷感(1)

你为何政治冷感?(一)——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说开去

“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便会关心你”,相信许多人对这句话耳熟能详,在CN,不论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口头教育还是教科书的书面教育,我们都能看到其在宣传上着重强调要“关心政治”,如此深入、全面的宣传,为何我们周围依旧有许多奉行政治冷感主义的人呢?我这里主要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出发进行探讨,不过多讨论具体层面的施用。
一般来说,在现代,奉行政治冷感主义的人有两种,一是处于意识形态阶段政治冷感的人,表现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知道要这样做,另一种是现代犬儒主义阶段(即日子人)是——他们明知如此,但他们照旧为之。
意识形态阶段政治冷感的人,虽然受到表面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的强烈熏陶,表现出“知”的全面认同,但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实际的撕裂让他们又归于了政治冷淡当中;而现代犬儒主义阶段的人,则附加了对意识形态的怀疑,但他们又并不会展现出古希腊犬儒主义的特征——不打算追随任何人,意识形态的残余依旧在指挥着他们,他们在“知”的怀疑中无条件追随,又在“行”的付诸上完全断裂,沦为一种好似启蒙了的虚假意识。二者虽然在认识层面不尽相同,但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却是一致的。
上述二者的第一种政治冷感的情况是非厌恶状态的政治冷感。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揭示了一种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现代的抽象二元论,在这种二元论当中““政治国家”就表现为“物质国家”的形式,发展成为“同现实的人民生活并行不悖的特殊现实性”。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在形式上的分离以及相应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分离,带来的结果就是个体的二重化,即个体同时作为国家的成员(公民)和市民社会的成员(市民),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得不将自己“在本质上二重化”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彼此分离的导致政治国家的公民角色也是同作为市民社会的市民角色彼此分离的。二者在一种集体幻觉中似乎存在着同一,存在着同一个主体,但这种主体具有本质上不同的规定,因此实际上这里是双重的主体。也就是说,个体实际上处于一个双重组织中。正是这样的一种双重分裂,使得作为政治国家的公民的个体,他需要承认普遍利益和公共道德以及法及政治实体的权力;而作为私有制下的私利的个体,他则受到利己主义原则和物质利益的支配。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是二重分离,为什么不是既关心政治国家也关心市民社会的情况成为普遍状况呢?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将市民社会视作国家形式的物质基础,而国家是市民社会二重化的结果,它只是市民社会保障特殊利益所必然需要的普遍利益的外壳。因此,国家并不具有超越市民社会的可能,而是市民社会的衍生物。在这种分离中,市民社会的角色对于个体来说是处于首要地位的,市民社会中的人才体现为现实的人,而与之相关的价值观,都是市民社会利己主义原则的衍生,在这种衡量当中,个体自然首先选择了市民社会的角色,冷漠了政治,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是非厌恶状态的,由“现代”国家属性所自然产生的一种状况。
另外一种是厌恶状态的政治冷感,是在基于前者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的前提下,多数是认知到虚假的政治化的影响,即政治生活的实践同它的理论处于极大的矛盾之中,意识形态所驱动的政治理论,在现实实践中发生了矛盾的情况下产生了厌恶状态的政治冷感,现代犬儒主义者(日子人)一般表现为如此。政治解放的不彻底,表现为体现着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范畴也依然具有局限性,因为这些范畴事实上只是特殊利益的反映,而并未真正代表普遍利益,这使得宣传的高度政治化和公民角色的无力产生了强烈对比,使得当中的大多数人在理性不在场的思辨当中产生了对政治的全盘厌恶。鉴于特殊原因,我不会在这里对这种的产生进行过多讨论,诸君可以沿着我说的线索自行进行观察、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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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原作:华南浪漫革命